中国足球带给我们的是失望。先是中国男足在40强赛中1-2不敌叙利亚，然后中国男足选拔队在东亚杯赛中1-2不敌日本。中国队上一次战胜日本要追溯到1998年。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然后中国国奥队0-1不敌叙利亚，中国足球一个月就被叙利亚队打死了。面对这样的成绩，中国足球似乎在做噩梦。如今，中国足球输得很惨。找出失败的原因，为中国足球找到一条正确、科学的发展道路迫在眉睫。中国足球一直改革，为什么成效一直不大？
虽然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为中国足球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发现，中国足球不仅停滞不前，而且还在倒退。从1988年中国足球进入首尔奥运会，到2002年国足进入韩国、日本世界杯，都是能够和顶级球队巴西打。然后国足开始走下坡路，输得没有底线，开始输给叙利亚、泰国等亚洲二三流球队。
据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足球设施各方面都有所改善，球员工资也提高了不少。中国足球理论上应该发展完善，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足球成绩一落千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足球走下坡路？虽然很多球迷说解决中国足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从中国足球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不难发现。其实原因很简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违背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
长期以来，中国足球没有按照自然科学的事物规律发展，未能优胜劣汰，人为干扰因素太多。首先从球员选择的分析来看，大家都知道，能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可能随便几百万，这是个大肥肉。如果能玩几年，可能一辈子都不用担心。他们怎么能被国家队选中？然后下一步就是敲开国家队的大门，不管球员水平如何，有经济实力通过足协等的家庭都可以进入国家队。而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选择，当然是竞争和自然淘汰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中国足球的发展已经违背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相当于人为干预，属于唯心主义。
其次，进入国家队后，也要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如果有球员长期表现不好，难以上岗，经常犯致命错误，这样的球员也应该离开国家队。事实上，像这样的国际球员很多。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和损失，他们的奖励和待遇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中国足球的这种发展是扭曲的，显然不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未能提拔优秀球员，当然已经落后了。
所有重大的历史皆因一些偶然的小事而起，包括中国足球。中国足球离不开中国体育大背景，而中国体育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大背景，不说原罪，但中国足球的原问题，在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
1952年夏天，新中国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军28团飞行员李汉英勇击落美机两架，还有一件就是芬兰要进行第十五届奥运会。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都组队强势参加，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小兄弟的中国接到紧急通知也仓猝组队，因为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政治上被孤立、经济上被封锁、军事上随时准备斗争”的严峻形势，而体育正好成为冲破包围圈几乎是唯一的突破口。中国人前往了，那时还没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学生、教师、公务人员、军人。那一届，社会主义老大哥们在奥运会上强悍的表现让中国人深受震憾，由于一些偶然的接触，在饭局上，在训练场，在选手村的过道上，我们得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个由直接控制的叫“体育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存在，用行政力量调动全国之力保证了体育竞争力。
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上代表团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点，而党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国家体委”，在当时这不仅是体育的事情，更是打败国际势力一种办法。贺龙元帅成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中国体育的起源就是这样，虽然曾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可实际上还有一句更实质的号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我们的体育长官是从军队里来的，建制也是从军队里学来的，管理模式也是军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应该注意，直到现在足球队员们还习惯直接称呼教练员为“某指导”，叫“某教练”证明你是外行。中国体育军事化来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奥委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限制很多，但军队里的士官、士兵除外。说到这里，你就不用再怪中国足协动不动就军训，剃平头，宣誓，整个体育大部队都这样。
如果当时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没有在饭局或过道里碰巧知道社会主义“体委”这一建制，或知道了也没把它当成向党中央的重要汇报项目，中国体育也许不会走上“举国体制”这一条长达半个世纪的路，“举国体制”之于中国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于中国足球，必然会阴差阳错跟随“体育大部队”却最终成为掉队者。
贺龙元帅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后来中国队派队去匈牙利，学了很多好东西，可没人提及，匈牙利人技术天赋为全世界称道，但它的足球体制很快就被证明很落后，匈牙利进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们当初学习匈牙利的队员们成为足球管理者后现在还在用那一套进行足球训练和市场运作。
一个对比：陈毅元帅是个围棋高手，一高兴他就去搞围棋，多年后中国围棋终于成为世界顶级高手，可对足球痴迷热烈的贺龙元帅在去世后几十年也没见到中国足球腾飞，却几乎消绝了。两大元帅，搞围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径庭，不说明两个元帅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说明围棋这个相对小众的东方运动和足球这个当世第一大运动的复杂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告诉体育总局内部的保守领导们，直到现在还企图用举国体制来管理足球，连贺龙这么伟大的元帅都没做到，您行吗。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运作体制发生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英国的那些教会和老爵士们退得差不多了，中国却还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无论如何“举国体制”很快给中国人带来激励，1953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印尼归侨吴传玉获得游泳冠军，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升起。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五星红旗是哪个国家的，纷纷可以想见这次比赛给新中国人民的骄傲感。“体育成为政治符号和手段，既是中国遭受多年政治隔离的结果，更是100多年屈辱历史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无法选择。”北体大教授易建东总结得很好，其实到现在，中国体育也没有脱离当年思路，北京奥运成为展现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一个舞台，人民很激动很幸福，因为我们必须这样选择。
“足九篇”的开始我只是想追溯一下中国足球的“来历”：上世纪50年代国家体委对于“足球”并不是为了建立足球机制，而是为跟随“体育大部队”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会想到为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制订属于符合它本身规律的长期，它只是大部队中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兄弟而已，但人们对它独特的性格、方法、命运，毫无察觉。
关于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以后再说，我的“足九篇”里主要从中国足球的来历开始，再从这个来历进入到讨论为什么它五十六年来一塌胡涂，它只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小跟班了，这也是我常说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当然，中国足球也有幸福的时候，那就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关于这个被称为足球“遵义会议”奠定的市场基础、职业赛制、人气提升等积极意义不用细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实不是职业足球或市场本身的觉悟，而是自上而下的一次准行政命令。当时正处在南巡讲话后全国大力发展市场改革的时机，“红山口会议”有这么高规格的***物亲自参加会议但并没有真正市场高手参加，这本身说明问题，王俊生能够迅速打开职业联赛局面并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中国足球》中提及，当时伍绍祖、袁伟民都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顶住了国家体委内部反对的声音，王俊生说，当时他有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彻夜难眠。
但是，这次改革并不是国家体本身需要的，是在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下进行的，中国足球只不过从当初体育部队中的小兄弟充当一回急先锋，官方名字叫“试验田”。所以当政治经济出现敏感变化或者相关***物退下来时，它就可能从“试验品”成为“牺牲品”。
有一种悲哀是好多足球专业人士还在怀念“红山口”，红山口是个给中国足球带来职业气息的会议，可它远远不是足球在中国自觉的革命，和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迅速在党中央指示下成立“国家体委”没有实质性区别，它唯一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足球尝试了职业联赛这一深受市场考验的赛制。
但我想说的是另一个概念，自上而下”保证了每一次改革的迅速性和决断力，但当问题“自上而下”出现时，整个改革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倒退，因为它依赖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农先生的博文证明了一件事，“正当足球改革准备深入开展的时候，原国家体委却发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务已经完成，目前没有进一步改革的任务，于是，希望中的所有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和设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随后又宣布成立‘国家体委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促进足球协会实体化建设”的名义，变相取代了足球协会管理体制。”
所有历史大都起源于一件小事，所以其实19年才是中国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岭，只不过人们忽略了，19年初莫名其妙就从体育官方高层“足球要降温”“足球无小事”这些说法，那年袁伟民在一次足协新闻常委会上当众严厉训斥了《足球》总编严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职业比赛中的问题。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国家体委一把手会这么激动，后来才知道，在四年之后，中国体育最高行政机构就悄悄把暂缓深化职业足球改革作为领导之间的默契，也证实了郎效农在博文中回忆的片段。
这场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层原因有二：一、中国体育界已把“奥运夺金”当成最高甚至某种意义而言是唯一任务，这也是更高层的领导想法，体委大院的人们甚至明言“只要奥运夺金了，哪管你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乱”。二、那一年，无论高层的人还是事都发生了和红山口不一样的变化，当时中国流行一句“稳定压到一切”，这在社会层面是正确的，但在问题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国职业足球而言，却成为撤退的锣声，从这年开始，原本的红人王俊生屡屡在体育总局领导里挨骂，因为王是想进一步改革的，而体育大形势并不允许他这么做，何况他还犯了一些错误。
让我们来理顺一些历史脉络：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基于从政治和外交上打败敌人并显示新中国存在事实的武器，成立了“国家体委”实行了前苏联式的“举国体制”；二、从1958年与国际奥委会交恶后退出直到19年整整21年间，中国体育处于世界之外无人知晓的空洞地步，虽然我们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但那多是和社会义义阵营中的兄弟们友谊赛中打出来的，至于现在被称为“国球”的中国乒乓，其实在此阶段之前还被我们视为“雕虫小技”，并不在体育部队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开始，推动了中国体育第一次春天，但还是为了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中国足球因无力争夺奥运金牌并没有成为主流社会话题；四、南巡讲话后，1992年中国足球开始应运改革，出现“甲A”这么激动人心的事物；五、自19年后，中国足球因为某些高层和社会经济政治原因影响，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为了“稳定”。本应该打开的大门被合上了，只是为了民意和一些实际利益，还留着一扇窗，毕竟，据说很能挣钱的中国足协每年要上交相当大一部份钱出来……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保守派的阎世铎和更保守的谢亚龙在之后纷纷来到中国足协了，前者停止升降级是为了稳定，后者干脆全盘把职业足球引入“奥运”里，这是因为，政策法规司司长的阎世铎和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深得国家体育总局最精髓的精神，当时的中国体育必须做出这种人事任命。
19年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它对历史的意义比1992年还重要，王俊生挣扎到1999终于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后就定下了，王俊生屡屡回忆他1995年那次因在昆明撞断胳膊耽搁了中国足球的改革，还有后一年许放的逝世导致好多想法最终没能完成……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偶然的事情，他俩没能在短时间内抓住深化改革的时机，然后就开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细血管，必然就是中国足球从来都是生存于中国体育这个大背景下的小毛虫，“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搞不好职业足球”甚至会干扰职业足球的开展，这个部级机构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永远也没必要把职业足球运动当成它的行政政绩，原因再简单不过，国家体育总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国家体育推广总局”，而是“国家队夺金总局”，负责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红旗，而不是负责市场运作和推广基础运动。
这样的性质从人们怀念的“红山口”若干文件里可以发现，虽然文件里也有很多市场、普及的纲领性条款，但那些是应景的虚词，王俊生也必须承认——当时中国足球想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中国国家足球队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欧洲同步的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的出线来制订的。
意味深长的是，差不多同时日本也在召开同类会议，但它的核心精神却不是名次和出线，而是职业体系的建立，至于打进世界杯虽然也进入条款，但那属于自然产物。
所以我的观点是：红山口不应该被当成中国足球的职业起点，它一开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是“洋务运动”，所以最后始乱终弃，对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从而形成两国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当19年职业联赛已红火搞了四年依然没能进入世界杯后，中国体育界高层首先退却了，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密折子严令王俊生“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必然，这和当年老佛爷密令停止洋务运动是一回事。
中国足球的原问题是中国体育的原问题，之后，并未进入真正职业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击、举重等运动队在奥运会世界杯上成为宠儿，这成为一种错误的鼓励，反衬出已经职业化但成绩糟糕的足球的不堪，无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话题，只有阎世铎的《忠诚无悔》和谢亚龙的《孙悟空的产权属于谁》，两本著作其实都是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维护。
袁伟民先生是中国经济金牌战略的集大成者，他把这一点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国家体育总局因为其在中国政治经济的边缘化，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高层的改革精神，只为奥运金牌负责的他们也没有必要为职业足球负责。
围绕在中国足球身上一再地发生一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尔辛基（归属体委），比如1992年红山口（为了配合中央深化经济改革和打进世界杯），但中国足球从来没有发生过“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国足球从来没有自发的革命过，要经济改革是因为再不改中国就出大问题了，而中国足球的“经济改革”却只是为了“出线”，它一直在隐约地违背着大的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白岩松说得耐人寻味：中国经济改革的方针是“用改革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足球却是“用倒退解决改革出现的问题”。我以为这是因为它只是政治经济下面一个民俗化道具，一遇风吹草动就风紧扯乎，当日本足球在“明治维新”时，我们在“洋务运动”，所以不要再美化“红山口”了，如果让我通俗地比喻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目的还是为了过河，但体育总局却要求中国足球“摸着河过石头”，目的是不是为了过河而是为了过石头。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倒退，不仅是因为有一个根本不该管理足球的体育总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始于1952年的高于体育总局的体育理念。中国体育，其实是一种向政治经济的谄媚。
所以我并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农先生之前一篇博文（也许这并不是他全部的观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郎效农主体观点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对中国足协工作的干扰，中国足协只是小媳妇养的，建议实行协会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转载）。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足管中心”还是“中国足协”，而在于包括中国足球在内的整个中国体育都有一个原问题，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国足协”，那么新的“中国足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国情下成为“权力更大的，唯一的，换汤不换药的，不受节制的，新一个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这样叙述会不会引起误会，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职业体育理念和体育民主化无法得以保证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换以所谓“协会制”只是小媳妇熬成“婆婆”而已，只是从“官本位”变成“权本位”而已，具体的疑问是——协会的还是那些有着浓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协官员吗？或者从地方足球界选举贤达比如说迟尚斌？职业足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所谓中超公司还是真正的“职业联盟”？实行“会员等额选举”就能选出真正懂得市场的足协吗？
在没有解决中国职业足球“产权问题”，不把它当成一个经济现象实现市场运作，不形成权力对抗和限制，真正还足球于民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出路，摆脱总局领导是中国足协的任务，但不是中国职业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否则，怎么解释臭名昭著的“渝沈悬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区”这些和国家体育总局并无实质关系的巨大丑闻和职业足球的蛀虫？中国足协，在我眼中，中国足协从来都是一个足球“小总局”，它本身就是“总局”，最多是个焦大，但焦大也是荣宁二府的奴才啊，是体制最忠实的一部份。
毫不否认郎效农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协官员说到这一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说的是——足管中心从来只是帮凶而不是原问题，中国足球应该脱离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更大的体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抛弃的是中国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体育“举国体制”和行政领导，而不是靠“各会员的等额选举”（他们都是地方行政领导和地方“举省体制”）。
我想我已把这50多年来中国体育有益和无益的简史说得够清楚了，结论是：中国体育是从意识形态而来，当年这并没有错，可现在它应该向市场和民间而去，要把它当成“生意”和“游戏”，这样才能为国增光，才能升华为更高级的独立的体育精神，否则我们只能继续去玩简单化的小众的非世界主流运动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处只说客观事实，无诋毁中国国球和国跳的意思）……
这一篇过多叙述历史情非得已，因为必须从它的来历说清楚才能展开它的丑陋，中国足球必然会成为被抛弃的一个社会现象，这是它的命，它从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经济附属的基因条码，是向上层建筑谄媚的另类样板戏，这有点像当年的大寨，大邱庄，或更早的蹴鞠，它们天天在种庄稼或踢球，但它们不是农业革命或足球改革，个中微妙，不容细述了。
下一篇：中国足球，行政不可控。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不是说过不写中国足球了吗，怎么又写了，言而无信的小人，你要是不写中国足球到哪里去挣钱，我担心你一定会饿死的，你是靠中国足球出名的，现在又来骂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的回复：一、朋友您怎么这么着急着让我不写中国足球，比谢亚龙还着急，我在奥运会男足失利后说的原话是：不写中国足球了，但为了不让中国足球那些孙子们太轻松，走的时候一定会写点东西的，也许九篇，也许十篇。“写九篇总结再走”，你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话吧。我想这是一个评论过十八年中国足球的人责任或惯性，您千万别急着，我一定会离开中国足球的，就像人们一定不会再喝三鹿奶粉一样，不过在不喝之前，您总得让我们来评说它几句吧，这么急哧白咧，不是那个网络上的谢亚龙儿子，就是三鹿家亲戚。
其实，对于我和中国足球的关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你们会想我死的，我走后，您们会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国足球出名，而是中国足球耽搁了李大眼一十八年，兴许我当年干点别的比干中国足球出名更早呢，之于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写得怎么样，您最好点进我博客看看，或者买本我的评论集，，散文集，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这话我的朋友徐涛日前也说过，他说：“你不就是文笔在足球界里算好一点的吗，但随便找个北大中文第的学生也比你写的文字好”，当时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学生们也笑了，徐涛是我的朋友，但这话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国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求您了，找北大学生不过瘾，赶紧找个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现代汉语写作吧，还有那30个作协。
三、我不写中国足球会饿死，瞧出您真怕我饿死了，是联合国粮食救济委员会派来的吗。汇报一下，足球报给我的年薪差不多税后十四万左右，我很满足，但这是足球报给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给我的，另外给你说个我在足球之外的数字，李寻欢去一年给我四十万书稿费您信么？卖成电视剧再挣三十万你信么？李寻欢今年为了出版我最新的两本集子答应又涨价了，每个字给我三元人民币，这两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字左右，总共收入就是……您信吗？
您这时一定很生气吧，千万别气着。因为，我已向灾区捐了二十万了。还不算平时其它捐赠款项。
反观中国足球，曾经至少是亚洲一流，曾经至少在亚洲是叱咤风云，但是，如今却沦落到了亚洲二流都还是勉强的程度，而且这还是在举全国之力的体制之下的朝代。按理说，我们的足球市场化并不比韩国与日本迟，当初的势头也并不比他们差，然而，之间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了。真的应了那句中国的老古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俱乐部制，除了造就了几个足协高层的贪官之外（当然，地方上的与俱乐部级的***者也不在少数），就是打球、，而那些场上所谓的“星”们除了足球不会之外，吃喝嫖赌样样都会。
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年了，曾经如火如荼的联赛如今已是危机四伏。中国足球职业化的道路到底该如何走？中超联赛该如何组织和运作？一直是传媒、球迷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问题。
老百姓有句土话：不为三分利，谁起早五更。在人们的市场意识如此强烈的今天，无利可图的生意又有谁做？如何提升中超联赛的市场价值，于足球界来说，的确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了。
十年甲A改版成中超。中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大家议论很多，见仁见智。本人也画了个草图，由于是缺证的自由想象，故权且叫理想化的中超模式。
未来中超模式的主体框架由“五化”构建而成：一、多元化：就是职业俱乐部产权的多元化。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数是在体委管理、企业赞助的竞技运动队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虽然基本上都是有限公司，但这些公司要么是一家企业绝对控股，要么是体委继续行使管理职能。股权或决策权的绝对集中，严重地影响了俱乐部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俱乐部的工作目标完全服从于一家企业的发展战略，而这个目标是否符合俱乐部的长远发展，则完全取决于这家企业对足球产业的认识和对足球事业的责任心，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俱乐部也难以形成独立一贯的发展战略和价值取向，短期行为实难避免。二是许多企业都是由于撮合或企业品牌运作的需要而介入足球的，一旦没有了政策的扶持或合理的回报，企业必然退出。股东的更替往往给薄弱的俱乐部财务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球队的稳定和长远建设。三是大股东大量资金的注入，造成了俱乐部对股东的过度依赖，市场化转变的过程极为缓慢。
俱乐部产权多元化后，可进一步开展俱乐部上市的试点。如果俱乐部上市成功，不仅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扼制足球***问题也会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企业化：就是中超联赛组织的企业化。成立由中超俱乐部组成的中超联盟，由它负责中超联赛的组织管理和经营运作。中超联盟按企业组织形式构建，其根本任务是维护各俱乐部的共同利益，实现联盟整体效用最大化。中国足协由对中超的具体组织管理变为宏观管理和信息服务。
三、市场化：就是俱乐部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强队围着冠***，弱队围着保级转”，十年联赛，年年都是这样的局面。俱乐部基本上都是以成绩为中心建立自己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甚至有的俱乐部只是简单地在专业运动队的管理模式上加一个广告公司。市场化要求俱乐部由成绩导向变为效益导向，成绩不再是目的，而只是获取效益的手段。要求俱乐部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机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四、职业化：这里特指狭义的职业化，就是球员实现了由竞技运动员到职业运动员的角色转换。表面上看，专业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都是在踢球，没有什么不同。但竞技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的使命是有很大区别的，真正认识到区别并在思想深处完成角色的转换可不像变更工作关系那样简单。专业运动员的主要使命是取得比赛的胜利，职业运动员的使命则主要是吸引更多的球迷。处处爱护自己的公众形象，时时记得对球迷负责就是对自己的饭碗和前程负责，这才算得上一个基本合格的职业球员。
五、法制化：就是足协、联盟、俱乐部均实现依法管理，形成法制化、规范化的体育经济环境。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过程就是足球作为一个产业进入市场的过程。足协要依法管理联盟和俱乐部，中超联盟要依章程、规则约束俱乐部，俱乐部要守法、依法经营运作。
“凡事有法可依，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职业联赛急需健全和完善这样一个法规、制度体系。
上述“五化”的形成、完善和不断发展取决于五个方面的成熟程度：一、对足球产业发展重大意义的认识程度。
职业足球俱乐部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组织，它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因此，的认识及由认识而决定的态度、政策，对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足球产业起着重大影响。职业足球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足球运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职业化使足球不仅在为国家和地区争光、振奋精神、身心等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着更大的影响，而且在带动传媒、旅游、餐饮和体育用品等行业发展的龙头产业地位也日益突出。现阶段，中国足球产业尚处在投入期，它能否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从而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把足球经济当作新兴的龙头产业来对待和扶持。
二、群众性足球活动的发展程度。足球运动越普及，足球人才成长的基础就越扎实。参与足球活动的人口越多，足球市场的潜力就越大。有了优秀的职业球员，有了良好的市场，也就有了越来越好的职业足球发展的客观条件。
三、媒体、足球界对利益共同体的认知程度。职业足球的发展、高水平的联赛促进体育传媒的兴旺；体育传媒的推波助澜造就职业联赛的繁荣。两个行当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谁离了谁都可以活，但谁离了谁都活不“滋润”。足球界应主动与传媒沟通、交流，尽可能提供便利和服务，取得信任、理解和支持。体育传媒应给自己找到一个更高、更准确的定位，积极保护足球发展环境，努力培育和扩大足球市场。体育新闻如果成了“八卦”，毁掉的不光是职业足球，必定还有传媒本身。
四、体育中介组织发展的程度。体育中介组织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好比一台机器，职业俱乐部是主设备，中介组织是设备。再好的主机，失去辅机，它很难正常运转；辅机的质量不高，它无法高效运转。
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职业足球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并受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的制约。
总起来说，对中国职业足球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机制的建设要放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和思考，许多问题并不是“足球”本身所能解决的。中国职业足球运作模式的改革完善要遵循职业足球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进程相适应，要有先进的理念、积极的态度、总体的规划、稳妥的步骤和扎实的工作，它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
1大量投入金钱培养青少年,引进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修建最好的训练场地.
2联赛改革,允许俱乐部引进6名外援,吸引很多优秀的球员来中国,让我们看到差距并学习.
3对现在的国足高标准严要求,苦练基本技术.
4降低票价,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球赛,同时提高上座率及联赛支持率.
